一张截图，让衡水中学再次站在舆论风口。截图显示，这所曾缔造“高考神话”的学校，清北录取人数从高峰时的200多人跌至如今的40+。尽管40+的录取量仍远超多数中学，但与昔日“神话”相比，落差已然悬殊，不少自媒体直呼“衡水神话破灭”。

神话为何褪色？答案其实简单得有些乏味——政策收紧，禁止跨区域“掐尖”招生。当优质生源的流动被限制，衡水中学的成绩滑坡便成了必然。这也戳破了一个被掩盖许久的真相：许多所谓名校的成功，核心是“筛选”而非“教育”。它们擅长汇集最顶尖的生源，却未必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教育能力。

这种“筛选式成功”并非衡水独有。当年新东方的崛起亦有相似逻辑，它在中关村起家，早期生源多是清华、北大的学霸。这群本身就努力且聪明的学生，再加上当时中外教育的信息差，让新东方轻易爆出亮眼成绩。不可否认其在特定时代的价值，但也无法忽视：优质生源本身，就是其神话的重要基石。

一、努力有价值，但不该无限透支

谈及衡水模式，总会陷入非此即彼的争论：反对衡水模式，就被贴上“提倡快乐教育”的标签；支持则认为“努力才有出路”。实则，问题的核心从不是“要不要努力”，而是“努力的边界在哪里”。

努力当然有意义，它是普通人突破困境的重要路径，但努力有其限度，超过阈值后，边际效益会急剧递减，甚至产生负面效应。高效学习的关键在于专注力与效率，而非单纯的时间堆砌。若能集中精神高效学习4小时，已能收获极佳效果；即便按较高标准，一天6-8小时的高效学习，也足以造就顶尖学霸。但现实是，许多学校和家长将孩子逼向极端，一天12小时、14小时甚至16小时的高强度学习，堪比对童工的压榨。

有人辩解，“拼命学习总能考上名牌大学”。却忽视了背后的后遗症：长期透支身体导致的健康问题、高压环境下的心理创伤，以及对学习本身的厌倦感。更残酷的事实是，真正素质优秀的孩子，无需如此拼命，保持正常作息与放松时间，凭借合理努力照样能进入好大学，且身心更健康。我们反对的不是努力，而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低效内卷。

二、父母的终极价值：调低人生难度，而非推孩子内卷

我常把人生比作一场游戏，考大学、找工作都是不同关卡。父母的核心作用，不是替孩子闯关，而是帮孩子调节游戏难度——可惜很多家长完全搞反了方向。

不同家庭背景，决定了孩子的初始难度：少数有资源、有视野的家庭能把难度调到“easy模式”；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生来就是“hard模式”；还有部分孩子是“impossible模式”。但很多家长的“负责”，只是拼命把孩子推向更激烈的“hard模式”内卷：报不完的辅导班、刷不完的习题，却从未想过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孩子拓宽赛道。

我没能力把孩子的人生调到“easy模式”，但至少让他们处在“normal模式”——用比国内同龄人更少的努力，获得更好的成长成果。这一点，参考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便可知晓。新加坡的A-Level考试中，南洋理工大学本地生录取门槛并不高，工程学院对本地生基本“来者不拒”，全国平均成绩BBBB或BBCC就能满足多数专业要求。这种“normal模式”的核心，是让孩子无需死磕分数，就能获得合理的发展机会。

当然，无论难度如何，游戏终究要孩子自己玩。“impossible模式”也有孩子能脱颖而出，“easy模式”若不认真也会失败。父母的责任，是做好“后勤保障”与“难度调节”，而非把自己的无能与绝望，全部押注在孩子身上。

三、东西方教育差异：不纠结分数，要追求成长

“高考是最公平的选拔方式”，这是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他们默认，除了高考，就是士族门阀、九品中正制。可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高等教育选拔考试，只是名称不同——SAT、IB、A-Level等，核心差异不在于“是否考试”，而在于“如何看待分数”。

我们热衷于追捧“高考状元”，但很少有人会问：“新加坡的高考状元是谁？”答案是，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新加坡A-Level每年有几百个并列满分（每门课都是A），满分者太多，自然无所谓“状元”。这种教育思维的核心是：分数只要达到一定标准即可，99分与81分的价值可能并无区别，无需为几分之差斤斤计较。孩子可以在掌握知识后，继续前进或拓宽其他领域的能力，而非原地打磨分数。

新加坡的中学教育难度不低、进度很快，中学数学就涵盖微积分、概率等国内大学才学的内容，但他们从不搞题海战术。这种“快速前进而非原地打磨”的模式，远比死磕细节的内卷更高效。有人担心，中国学生多、好学校少，不用高考分数拉开差距就无法公平录取。这其实是思维惯性：拉开差距的方式可以是提升试题难度，而非死磕细节。新加坡A-Level就有进阶数学、H3等高难度课程，供顶尖学生挑战，牛津、剑桥等名校申请时，会重点关注这些高难度课程成绩、竞赛表现和面试效果，而非单一的基础分数。

另一个显著差异是对“名校”的态度。我读书时，清北并非神话，成绩好的同学读天大、南开、天津医学院很常见，大家更看重专业，而非学校牌子。但现在，名校情结愈发严重。可在欧美、新加坡，专业门槛差距远大于学校差距：清华北大的冷门专业，录取分数理应低于普通院校的热门专业；澳洲“水校”的医学院，门槛比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的工科还高；美国很多学霸会选择家门口的州立大学，《小谢尔顿》中，少年天才也只是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读本科，这才是理性的教育观。

四、跳出考试依赖：人生是长跑，不是冲刺

当下社会，存在一种畸形的“考试依赖性”：考研、考公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唯一选择，“上岸”成了人生终极目标。这种思维造就的结果，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却满脸老气横秋——他们在最该探索、最该试错的年纪，选择了“一眼看到头的人生”。

作为70后，我深刻感受过时代红利。我当年努力学习的动力，是想摆脱贫困——冬天吃大白菜的日子让我难以忍受，我渴望通过考大学换个环境。我拒绝天津的本地大学，赌气报考清华，最终牺牲专业选择进入清华，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跑去广州，只为逃离“稳定的穷、稳定的抠搜”。

现在年轻人孜孜以求的“稳定”，是我当年拼命逃离的。市场经济造就了今天的美好生活，也带来了竞争压力，但我们不能只想着“分配财富”，而忘了“创造财富”。年轻人不该在18岁就耗尽锐气，不该在20岁就追求安稳，更不该把最好的时光浪费在低效刷题上。考试只是人生的一个节点，学习是终身事业，而非只为应付某一场考试。

五、AI时代的教育启示：做出题家，不做做题家

最后，给家长和孩子提几点建议。首先，健康大于一切，这里的健康包括身体和心理，没有健康，再多分数、再名校的文凭都毫无意义。其次，父母要打开思路，提升自己的能力、视野和资源，努力给孩子调低人生难度，而非逼孩子内卷。越是成功的父母，教育心态越放松，他们会提供资源，但不强求结果。

最重要的是，AI时代已经到来，要学会做“出题家”，而非“做题家”。保持好奇心、向宽度发展、有见识、有品味，这些才是新时代的核心生存能力。计算机编程是基础能力，但不必盲目追逐纯计算机专业，交叉学科、文理兼修才是王道——永远追热点，就永远慢一拍，就像几年前忽悠年轻人学土木工程，现在又忽悠学计算机一样。

衡水中学的神话落幕，或许是中国教育回归本质的开始。教育的核心，从来不是筛选顶尖生源、死磕分数，而是让每个孩子在合理的压力下，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人生是长跑，不是冲刺，不必在起跑线上就耗尽所有力气。

六、延伸思考：IP加持下的节目困境——罗永浩的“十字路口”或难远行

聊完教育领域的“内卷困局”，再看内容领域的IP变现，罗永浩的新视频播客“罗永浩的十字路口”，似乎正走向另一种“出道即巅峰”后的困境——不出意外，这档节目的流量大概率会稳步走低，即便偶有重磅嘉宾推高热度，最终也会陷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境地，甚至大概率烂尾。

其实很难理解罗永浩选择做这类节目的初衷。无论何种形式，有他自身IP加持，节目天然能省去冷启动阶段，实现“出道即巅峰”，甚至初期就能商业化变现。但这恰恰是他做媒体的核心尴尬：初始流量多来自大众的围观与话题效应，而非内容本身的稳步增长，后续观众逐渐脱敏，流量必然持续萎缩。对创作者而言，做一档不断“掉粉”的节目，无疑是种煎熬。

这一点和他此前的直播带货有本质区别。直播带货的长期流量，除了主播IP，更依赖选品、供应链、价格等货品维度的硬实力，有可能形成飞轮效应，让流量越做越好。但“十字路口”这类内容节目，本质上每一期都是全新内容，工业化生产程度低，不仅更消耗创作者精力，流量也极具不确定性，很难靠惯性维持热度。

说到底，“罗永浩的十字路口”更像是他个人IP的一次影响力变现——把IP影响力转化为流量，再通过流量制造新的社交媒体话题。但从节目呈现来看，罗永浩未必是合格的主持人。主持人的核心职责是服务节目与观众，而罗永浩的自我意识太强：虽能靠个性碰撞出精彩内容，却也常陷入“喧宾夺主”的误区。比如有观众就发现，他曾在两期节目中重复讲述自己去电影学院学习、拍电影的经历，过度消耗个人过往，反而稀释了节目的核心价值。

按照罗永浩的说法，是梁文峰提醒他不要辜负“靠嘴巴吃饭”的天赋，才推动他开启这档节目。但问题在于，“靠嘴巴吃饭”的领域，无论是公关还是媒体，都难以支撑他“收购苹果”的宏大野心。对一心想做大事的罗永浩而言，这类赛道显然难以成为长期事业目标。回顾他的创业历程：英语培训、锤子手机、TNT，再到逐渐淡出的直播带货，多数项目都没能坚持到底，始终没能找到真正的长期事业方向。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年他曾答应在罗振宇平台开设专栏课程，最终也以烂尾收场——从个性来看，罗永浩似乎缺少持续深耕的韧性，即便拥有不错的产品经理直觉，距离优秀的产品经理或企业家仍有不小差距。

除了个人因素，节目采用的“视频播客”形式，本身也错过了黄金发展期，很难在国内成为主流。不可否认视频播客在国外很火，马斯克等企业家常参与其中，但国内外媒体传播生态差异巨大：国内成功企业家更倾向于减少曝光，就连雷军近期都减少了社交媒体更新，足见舆论环境的复杂性，更别说“二马”这类顶级企业家，几乎不可能参与此类节目。

本质上，视频播客是传统电视访谈节目的变种，只是剪辑痕迹更少，更侧重深度信息输出——这虽能满足部分观众的深度需求，却也过滤了大量浅度观众。早年罗永浩与罗振宇的9小时长谈，虽能把话题聊透，但这种形式最终没能延续，核心原因就是流量表现和用户价值不及预期。不同于高度工业化的传统访谈节目（观众关注节目IP和信息质量），视频播客的观众多是主持人或嘉宾的粉丝，只有粉丝身份才能支撑他们消费完长时间的对谈内容。

更尴尬的是，视频播客在场景上不如纯音频播客灵活（可伴随式收听），制作精细度上不及传统访谈节目，唯一的优势“内容深度”，也能通过音频播客实现。这种“两头不靠”的特性，决定了它很难大众化。或许在电视节目式微、移动互联网和音频播客尚未成熟的窗口期，视频播客还有机会成为主流，但如今这个时间窗口早已关闭，视频播客甚至成了比音频播客更冷门的赛道。

或许节目名称“十字路口”，早已暗示了结局：这档节目本身就是罗永浩人生十字路口的阶段性产物，等他走过这个路口，找到新的事业方向，节目自然会完成使命、悄然落幕。对IP持有者而言，如何避免“出道即巅峰”后的流量滑坡，找到长期可持续的内容或事业方向，或许比单纯的IP变现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