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万达商管重返离岸债市。1月30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成功发行3.6亿美元高级有担保美元债券，票面利率高达12.75%。这一动作在房地产行业融资寒冬中格外刺眼——它不仅是一场高成本的“补血”行动，更像是王健林在战略迷雾中打出的一张“探路牌”。

一、高息发债：12.75%背后的“风险溢价”与短期救急

万达此次发债的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高”：高利率、高认购、高风险溢价。12.75%的票面利率远超当前中资地产美元债平均水平（普遍在8%-10%），甚至高于其2026年到期的4亿美元票据利率（11%）。盘古智库江瀚指出，这一利率本质是“信用折价”的直接体现——市场对万达基本面复苏仍持观望态度，仅认可其短期兑付保障。  

认购结果显示，债券最终获6.5亿美元认购，覆盖43个投资账户，认购倍数1.81倍。但这并非主流长期资本的青睐，而是吸引了以秃鹫基金为代表的高风险偏好资金。这类投资者更看重短期套利机会（如债券提前赎回条款带来的价差收益），而非企业长期价值。换言之，市场认可万达“短期内不会违约”，但尚未相信其能彻底走出困境。  

二、债务置换：用“时间换空间”的流动性急救

万达选择此时高息发债，最直接的动因是化解短期偿债压力。此前，其4亿美元境外票据（2026年2月到期）虽获展期，但需在2026年1月至2027年8月期间分四次赎回本金，叠加每半年一次的付息义务，对现金流构成持续挤压。  

此次发行的3.6亿美元债券采用“2NC1.5”结构（2年到期，1.5年可提前赎回），相当于用新债置换旧债：既将原每半年一次的本金支付推迟，又将偿债高峰分散至未来两年，显著平滑了偿债曲线。上海易居严跃进评价，这是典型的“流动性管理”操作——通过“借新还旧”避免债务集中违约，为企业争取经营调整窗口。  

三、战略信号：重返离岸市场的“信用修复”试探

此次发债的意义远超财务操作本身，它是万达商管自四度冲击港股IPO失败后，首次重建境外融资通道的关键动作。江瀚分析，企业经历信用危机后，需通过可验证的市场行为积累“声誉资本”，而此次成功发债正是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万达明确表示“保留海外融资额度”“改善境内融资环境”，释放出王健林试图通过公开市场动作重塑企业信用形象的意图。  

更深层看，这一动作标志着万达战略方向的微妙调整。过去几年，万达持续推进“轻资产”转型，试图通过减少资本开支、输出品牌与管理降低负债。但轻资产模式在商业地产行业整体低迷（消费复苏乏力、租金增长承压）的背景下，未能完全对冲流动性风险。此时重返离岸债市，既是应对短期债务的“止血”之举，也是对“是否仍需依赖外部融资维持运转”的战略试探。  

四、隐忧仍在：“止血”易，“造血”难

高息债本质是“止痛药”，而非“康复剂”。江瀚直言，万达的真正挑战在于两年内能否实现经营性现金流的根本性改善。当前其轻资产运营虽减轻了资本开支，但核心收入来源（商场租金、管理费）仍受限于行业周期——若出租率持续低迷、租金增长停滞，即便债务期限延长，未来仍可能陷入“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  

此外，12.75%的高息成本将持续侵蚀利润。假设3.6亿美元债券存续至到期，万达需支付的利息总额约为0.945亿美元（3.6亿×12.75%×2年）。这笔支出将进一步压缩其利润空间，对企业的运营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结语：王健林的“有限胜利”与未竟之战

万达此次高息发债，是一次“有限胜利”：它缓解了短期债务压力，重建了境外融资渠道，向市场传递了“仍在努力”的信号。但对王健林而言，真正的战役远未结束——如何在消费复苏乏力、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通过提升出租率、优化资产组合或探索新增长点（如社区商业、线上线下融合）增强内生造血能力，才是决定万达能否彻底走出危机的关键。  

当12.75%的高息成为悬顶之剑，王健林的战略调头能否从“止血”走向“重生”，仍需时间给出答案。但至少，这张高息债券的发行，已为万达争取到了喘息之机——接下来的两年，将是检验其“造血”能力的生死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