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23年，当ChatGPT还刚刚出现时，一位教授朋友请同事旁听她的课堂。课后，同事称赞了她的教学，但也问她是否注意到，学生们把她的问题输入ChatGPT，然后把生成的回答当场读出来，作为自己的回应。
当时，我把这种现象理解为“认知外包”，也就是使用人工智能来减少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思考量。但现在回想，我认为那其实是一次更早的“情感外包”案例：人们用AI来降低应对人际互动时所消耗的情绪能量。
AI正在接管情绪劳动
你可能听说过一些极端情况，比如有人把聊天机器人当作恋人、心理咨询师或朋友。但更多的人是在以更隐蔽的方式让AI介入自己的社交生活。在交友软件上，人们依赖AI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学识或更自信；其中一款应用Hinge表示，许多年轻用户在发送消息前，都会先让AI帮忙做一次“氛围检查”。尤其是年轻男性更常依赖它来开启对话。
在我最熟悉的课堂上，一些学生使用AI工具不仅是为了减轻作业负担，也是在逃避与教授进行即兴交流时的压力：比如害怕犯错、突然说不出话，或者显得自己很蠢。即便这些交流并不计分，他们也会选择回避。
去年秋天，《纽约时报》曾报道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一些学生在课程中作弊，随后又用AI写了道歉信的事件。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能真诚、直接地与教授沟通，或许事情会有所不同，但他们依然不愿意、或者已经无法放弃把AI当作一种“社交假肢”。
作为一名学术管理者，我很担心学生使用AI替代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大学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学术诚信的框架和机制。而AI的出现，对这些体系来说无异于一次陨石撞击，原因显而易见。
但作为教育者，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确保学生获取知识；更要帮助他们成长为新的个体。从这个角度看，“情感外包”比“认知外包”更让我担忧，因为将社交直觉外包对年轻人的伤害，可能远超过不亲自写历史论文。
真正被削弱的是社交能力
正如过度依赖计算器会削弱算术能力，过度依赖导航会削弱方向感一样，过度依赖AI，也可能削弱我们应对日常人际互动中来回博弈的能力。
围绕AI的使用，已经形成了一道明显的代际鸿沟。一项研究发现，仅18至25岁的人群，就占了ChatGPT使用量的46%。而这项分析甚至未包含17岁及以下用户。
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正被困在一个从受管束的童年向成人自由过渡的缓慢阶段。他们一方面渴望建立真实的人际联系，另一方面又对出丑的可能性极为敏感。AI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方式，帮助他们应对在新角色中展示自我时的焦虑，尤其是在缺乏经验可依赖的情况下。2022年，有41%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在大多数日子里都会感到焦虑。
即便是非正式的社交场合，也常需要参与者“扮演”恰当角色。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对这一现象有过经典描述。在约会时、在超市里、在餐厅中，人们都有被期待的行为方式，而且在不同类型的场合中，这些方式也并不相同。但在某些情境中，比如刚开始一份新工作，或第一次见伴侣的家人，规则往往并不清楚。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写道：
当一个人进入社会中的新位置，开始扮演新的角色时，他往往不会被完整地告知应当如何行事；而新处境本身，也不足以从一开始就决定他的行为，除非他再进一步加以思考。
一生当中，每当我们承担新的角色（尤其在摸索如何成为成年人的阶段）时，我们往往是通过实践来学习的，而且常常是通过“做得不够好”中来学习的：比如对新同事过于正式或过于随意，在新情境中显得太拘谨或太随便。
戈夫曼写下这些话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更多的社交发生在面对面的场合。当时，无论是面向公众的文学或新闻，还是面向特定对象的备忘录和合同，写作整体上都是比较正式的。即便是书信和电报，也常常需要认真构思；明信片几乎已经是最随意的形式了。
在1990年代，随着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短信、Facebook、WhatsApp等数字通信方式的涌入，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写作成为人类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也变得更容易被提前“写好脚本”。你发送给他人的文字，是你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呈现的重要部分。而如今，凡是写作成为社交界面的地方，都已经适合被AI介入——在每一次对话中加入一个自动编辑器，抽走人际互动中的一部分个人特质。
最近在一场由中学教育者主持、讨论学生使用AI的座谈会上，我听到几位青少年描述，他们如何用AI来反思过去的人际互动，并排练即将发生的交流。其中一位说，她需要进行一次艰难的谈话：“我想这样跟朋友说，但又不想显得没礼貌”，于是她请AI帮忙模拟演练。另一位则说，她从小就讨厌打电话（这在年轻人中很常见），因此远程交流大多通过文字完成，有时间反复构思和修改回复，而现在，这个过程里还能随时加入即时的“氛围检查”。
这些青少年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想把这些问题直接拿去问父母或朋友，而AI随时可用让他们如释重负。他们也拒绝把AI当作治疗师；他们并不是用AI来取代他人，而是借助它来反思自己正在形成的人际处理方式。
AI不是在判断，而是在谄媚
AI被训练成更倾向于给出我们爱听的答案，而不是我们真正需要听到的答案。它会让你反复听到“你完全正确”之类的话——这些持续不断的赞美可能会侵蚀我们应对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社会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技能退化”。
即便是随意使用AI，用户获得的赞美量也远超常人相互给予的程度。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好事，而对仍在发展社交能力的年轻人来说，风险尤其大。
来自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六位研究者在一项近期的标题颇具暗示性的预印论文《谄媚型AI降低亲社会意愿并增强依赖性》中描述他们的一些结论：
与谄媚型AI模型互动，会显著降低参与者修复人际冲突的意愿，同时增强他们的自我正确感。然而，参与者却认为这些谄媚回应质量更高，对该AI模型更信任，也更愿意再次使用它。
换句话说，与一个奉承你的机器人交谈，会降低你在现实世界中尝试修复紧张或破裂关系的意愿，同时却让这个机器人显得更值得信赖。就像香烟一样，这类对话既具有腐蚀性，也容易让人上瘾。
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几乎在所有提供中介式沟通的地方，都会有公司推出AI，充当顾问、搭档或“僚机”，负责给你打气、监控对话、推动某些回应并屏蔽其他选项。
在商业环境中，它可能被包装成自动化教练；在日常互动中，它可能是数字朋友；在约会领域，它将成为“西哈诺式服务”。由于用户黏性对商业至关重要，企业会不断引导我们进行预演式互动，让我们在真实交往中自以为是，并促使对方以类似方式回应我们。
我们要想彼此相处融洽，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判断力。而判断力来自经验，经验往往来自错误的判断。我们必须为人类在社交中“犯错”保留空间，这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确实很有必要。
代际差异意味着，多数生于上世纪的管理者很可能低估AI作为社交假肢所带来的风险。在我们的成年阶段，AI几乎不存在，直到最近三年才出现。但对一个20岁的人来说，过去三年，几乎就是他的整个成年期。
面对谄媚型AI，是回到更偏口语的文化方式或许可以应对。高等教育已经开始转向口试。你也可以想象把这种策略用于面试；或许可以通过“能够在没有AI辅助的情况下自如交流”的技能要求来选择新员工或潜在室友（这甚至可能成为公证员的一项新职能）。办公室可以更多采用实时沟通，以减少“工作废话”；交友网站也可以采取类似方式，以减少“调情废话”。
AI需要被集体应对
AI的滥用不可能仅靠个人选择退出就得到解决。尽管一些年轻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避免使用AI，但这可能只催生一种亚文化，却难以影响整体采用趋势。已经有迹象表明，“我不使用AI”正成为本世纪的“我连电视都没有”这样一种对现状毫无影响的道德标榜。
我们确实有一个认真对待技术引发社会困境的当代例子：智能手机。与AI类似，智能手机既有明显的好处，也是在自愿选择下被广泛采用。但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把过度使用视为个人意志力的问题。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尝试集体层面的应对，比如在课堂上禁用手机，以及为社交媒体设置真实的年龄限制。
从智能手机出现，到我们开始采取集体行动，用了将近二十年。如果在AI问题上也保持同样的速度，那么我们大概要到2030年代末，才会把AI对人际关系的威胁，当作一个需要集体应对的问题。现在，“情感外包”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如果我们不要再等那么久才作出反应就更好了。"